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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名农民种了100亩水稻，化肥等直接投入再加上地租、人工等每亩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就是15万元，如果没有保险，遭遇大灾绝收了，15万元全部损失。如果投了完全成本保险，在财政补贴下，100亩地大概交1000多元，赔偿最多可以得到12万元，加上其他农业直接补贴，基本上可以把这15万元的投入补回来，解决了种粮的后顾之忧。”廖岷介绍。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负责人王衍说，在各级财政大力支持下，针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价格、保险“三位一体”的收益保障政策体系逐步构建完善贵宾尊享酒，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个体系中，农业保险为种粮农民提供了灾害风险兜底保障。特别是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逐步扩大范围以后，保障更加有效。农民遭受灾害后获得的理赔可以有效保障恢复再生产，大大增强种粮信心。

“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逐步覆盖产粮大县的过程中，在风险防范、承保理赔、运行机制、农户接受度等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贵宾尊享酒，受到种粮农户及地方政府的欢迎。初步统计，近3年产粮大县三大主粮平均保障水平提升了48%，承保面积增加了约1.5亿亩，增产超过500亿斤。”廖岷说，将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指导新实施地区将工作做得更好。

进一步优化各部门协作机制。“我们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建立了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发展有合力、农户有收益、产业有保障、资金有效率、运行较规范的持续发展的格局。”廖岷说，财政部门从发展目标、政策制定、资金保障等方面统筹推动；保险监管部门负责市场和机构监督管理制度；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相关产业政策指导和定损指导；保险公司负责提供承保、理赔、宣传等具体服务；农业再保险公司负责提供再保险服务。

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质量。据介绍，目前各级政府依托保险公司及其省级分公司、县级分支机构、乡镇专业网点、村子里对接农户的协保员等，全面铺开服务网络。目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由2007年的6家增加到了现在的30多家，建成基层服务网点约40万个，服务人员约50万人。本次政策落地过程中，将进一步发挥保险网络优势，服务好“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加大财政保障力度。2023年，中央财政拨付三大粮食作物保费补贴约200亿元，为超过1亿户次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过8000亿元。本次政策扩大到全国以后，各地财政将多给农户补贴约100亿元。财政部将会同有关方面督促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厘定保险费率。同时，各级财政部门加强机构遴选、保费补贴、绩效评价、财会监督等工作，并依托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发挥就地就近监督作用，严格审核农业保险服务质量、农户满意度、资金管理等。

进一步优化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据介绍，我国建立了直保公司大灾风险准备金、再保险、地方政府支持等大灾应对机制。但部分直保公司规模较小、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地方有政府救助等应急机制，但还没有与保险形成优势互补。“保险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与应急管理机制相统筹，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也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立风险分散机制。”董德刚说。(本报记者 屈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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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中国第一个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截至2023年12月，这家中国“种子银行”已保存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近3万种超30万份，其中，野生植物种子超万种近10万份贵宾尊享酒，成为目前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记者近日随中国科学院组织在昆明植物所采访科技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时获悉，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于1999年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院士提议，由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共建，依托昆明植物所管理。其2005年开工建设，2007年建成并投入试运行，2009年通过国家验收。

统计显示，到2023年12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野生植物种子1.1万多种、9.4万多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00多种、2.7万多份；植物总DNA(脱氧核糖核酸)9000多种、7.1万多份；微生物菌株2000多种、2.3万多份；动物种质资源2000多种、9万多份，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异地保护的主要设施。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自建库以来，持续开展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前沿研究，建成中国最大的植物DNA条形码数据库和鉴定平台；基于DNA条形码发现红豆杉、大鲵、蛇类等类群的隐存种和新种，为保障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提供关键基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前提。迄今已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获授权专利120余项，产生重要国际影响。

基于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科研人员整合大规模野生种质资源的遗传信息，重点解析橡胶、草莓、蓖麻、家鸡等的起源和驯化历史，阐明代表性作物多倍化起源范式贵宾尊享酒，揭示重要经济性状形成演化的遗传机理，为设计育种提供路径参考和基因资源。同时，培育珍稀食用菌(羊肚菌、球盖菇)、高档花卉(兜兰、杓兰)新种质与新技术，成为中国科学院乡村振兴典型帮扶模式之一；开发的生物农药，应用于线虫防治成效显著。

在运行管理和维护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还建有植物化学与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并建设以引种保育云贵高原、横断山及邻近地区，突出极小种群植物拯救保护特色，全覆盖收集保存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特有类群和重要经济植物等为主要内容，以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和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为主要研究方向，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科普与公众认知为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昆明植物园，已建成山茶园、水生植物园、中乌全球葱园、羽西杜鹃园、观叶观果园、百草园、蔷薇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扶荔宫、木兰园、裸子植物园等28个专类园，收集保育植物10406种(含品种)。

在标本馆体系建设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拥有目前中国第二大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总量168余万份，其中种子植物标本127.3万余份、蕨类植物标本5万余份、苔藓标本11万份、大型真菌标本11.1万份、地衣标本9万份，也是中国收集植物门类最全的植物标本馆之一。该标本馆已逐步形成以中国西南地区为标本收藏中心，采集范围覆盖全国、辐射东南亚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和国际植物分类、生物地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表示，在新时期新阶段将持续聚焦生态文明和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需求，立足中国西南，辐射东南亚，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学科深度交叉，提升战略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收集与保存、发掘与利用的创新链集成能力，建成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战略生物资源储备库、天然产物库和成果产业孵化、高级人才培养、知识传播等基地，成为特色鲜明、研究卓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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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京，首届非洲基层干部减贫交流研修班顺利结业，一批非洲国家学员从中国脱贫攻坚经验中受益良多；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由中企投资建造的尼日利亚联邦交通大学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非洲首所交通大学；在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设在这里的鲁班工坊举行物资交接和教学基地揭牌仪式，这座鲁班工坊由中马高校共同合作设立贵宾尊享酒，教学场地由中企建设完成……近期，这些发生在中非各地的合作故事，勾勒出中非人才合作的生动图景。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显示，中非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2012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信托基金项目，累计已在非洲国家培训1万余名教师。2018年以来，中国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当地院校共建鲁班工坊，同非洲分享中国优质职业教育。中国还在非洲合作设立了61所孔子学院和48所孔子课堂。

张永蓬指出，根据中方发布的《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中非在该领域的合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现代化治理人才，如通过举办官员研修班交流治国理政及发展减贫经验。二是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如中非合作设立鲁班工坊、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促进非洲技术型工人的成长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三是培养科教创新人才，如实施“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为非洲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针对蒙内铁路等具体项目需求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等；四是培养改善民生福祉人才，涉及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媒体等多方面。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能力建设行动”作为中非“八大行动”之一，包括设立鲁班工坊、为非洲培训精英人才、提供奖学金及研修名额等。2021年贵宾尊享酒，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中非人力资源合作要达到新水平。中方宣布将与非洲国家共同实施“九项工程”，其中就包括“能力建设工程”。2023年，中方发布《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等三项举措，支持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建设。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深入开展，立足于中非友好合作大局。”张永蓬分析，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议题上有共同愿景，在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上有共同目标。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有较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文化教育资源。中国积极推动中非人才培养合作，乐见非洲国家加快自主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普遍面临本土人才短缺问题，迫切需要与中国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这种互补性需求，推动中非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非洲国家面临人才短缺、人才流失及人才培养难度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贵宾尊享酒，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张永蓬指出，中非在多个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不仅能为非洲培养大批本土专业人才，推动非洲农业、工业、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进步，还能培养一批了解中非关系、促进中非友好的青年人才，为中非各领域合作及中非关系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